【特别推荐】陈思广 任思雨|革命的“断裂”与茅盾的“矛盾”言说 ——茅盾长篇小说《虹》之未完成探因
（本文原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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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思广 任思雨）
摘要：被视为茅盾文学创作转变之作的长篇小说《虹》，是一部处处留下“断裂”和“矛盾”的未完成之作。《虹》之所以未完成，主要有如下三个因素：其一，在个人与集体的纠葛中，深受“五四”知识分子自由和个性解放思想冲击的茅盾，与要求服从、强调阶级和整体性的政党纪律的茅盾，产生了难以剥离的矛盾与痛苦；其二，在对社会现状与未来的认识上，即在出路与绝路的博弈中，曾为中共党员的茅盾，与革命者及革命文学派对中国革命现状和革命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产生了迥然相异的认识；其三，在现实与审美的冲突中，作为革命家的茅盾与作为艺术家的茅盾，游走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不得不在政治角色与艺术生命中，艰难地寻找二者的平衡点。
关键词：虹 茅盾 革命 矛盾 未完成
《虹》是青年茅盾在1929年流亡日本期间“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而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依据茅盾的设想，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应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27年的大革命，而《虹》只写到梅女士参加五卅运动就戛然而止，成为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茅盾曾表示会在《霞》中完成这一故事，但“因移居搁笔，尔后人事倥匆，遂不能复续”。《霞》的“流产”与《虹》的未完成，成为茅盾创作生涯中一个令人叹惋的遗憾。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虹》代表着茅盾从《蚀》三部曲悲观低沉的感情基调里走出来，重新树立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之作，也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写作《子夜》的起点。茅盾力图以之指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然走向集体革命的道路，但从文本的实际书写来看，却没有全然实现这一意图。这也就造成了人们对《虹》的曲解与误读。为什么会如此？其未完成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考？本文即对这些问题予以探析。
一、 个人与集体的纠葛
1928年7月，身在日本的茅盾虽远离国内的喧嚣，但仍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刻意写下《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主动回应关于《蚀》三部曲的争论。未曾想竟引发了一场各方对其小资产阶级立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不得已，茅盾只得进行自我调整，以《虹》的创作来补救窘态，并借由对《倪焕之》的评论，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念。他说：“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而“这样有目的，有计划的小说在现今这混沌的文坛上出现，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事。这样‘扛鼎’似的工作，如果有意识地继续做下去，将来我们大概可以说一声：‘五卅’以后的文坛倒不至于像‘五四’时代那样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了。”这无疑是暗示书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性。于是，他特意在《虹》中讲述梅行素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的激荡下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以此表现“五四”式青年和集体的纠葛，同时借此剖白心迹，宣示对革命前途信心的重塑，暗示对政治领域的回归。
开明书店1944年6月版
然而，五四运动对茅盾的影响是深远的，个性解放的思想依然流淌于他的血液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言：“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同样地会未必有现在之所谓‘第四期的前夜’罢。历史是这样命定了的！”这句话透露出在茅盾的历史观中，“五四”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一个奠基的环节。也正因此，“娜拉走后会如何”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时代命题。而《虹》恰恰回答了这一时代命题，即在五四的时代洪流中，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该往何处去。主人公梅女士正是这样一位“娜拉”，茅盾将这位信奉“现在主义”的忠诚信徒，打造成肩负历史使命的未来主义者，以此暗示青年的新希望在于抛弃个人单打独斗的奋斗方式，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最初，18岁的梅行素仅是一个看客，但当包办婚姻倾轧青年的爱情和自由时，空洞的口号才得到切实的理解——她对于嫁给卖日货的表兄感到屈辱。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天性狷介的梅行素更显自尊也更加珍视自己的权利，但懦弱的恋人、高压的封建家庭和纷繁复杂却不切实际的思想理论，将她一步步推向个人主义。虽然梅行素可以凭借勇士般的个人奋斗力量从无爱的婚姻牢笼和泸州勾心斗角的教员生活中闯出来，却如同站在圆锥形的顶点一般，不时陷入新的困境，依然孤独无助。在上海，她只凭借个人力量仍难以完成自我身份的新建构，这让她更为苦闷。个人生活经验的欠缺让她看不清社会的要求，但个人理想和时代趋势差距过大，又注定会被边缘化，只有和历史进程步调一致，才不会被时代抛弃。所以当梅行素融入梁刚夫所代表的革命集体，走向为群众而奋斗的道路时，孤独的小资分子形象终一洗而尽，成长为革命女战士。茅盾也就通过梅行素的人生选择暗示了社会历史规律的必然性。
但是，对于主体意识鲜明的个体来说，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茅盾通过《虹》中一群青年人对不同主义的选择、信仰、抛弃、坚守甚至破产的动态过程，剖析了启蒙时代下青年复杂多变的心理图景，真切地展开了一幅内外涌动的时代画卷。如梅行素的初恋——韦玉，他信奉的“无抵抗主义”最终破产，说明懦弱的知识分子肩负不起历史的重大使命。在茅盾的笔下，韦玉虽温柔体贴，却没有象征魄力和力量的阳刚之气。在托式哲学的驱动下，他选择以牺牲自我来成就爱人的幸福。然而，此行为看似高尚，茅盾却颇具深意地将其比喻为刽子手中的一把刀，揭示了其本质上的懦弱，沦为悲剧制造者的工具，最终只会害人害己。茅盾借此暗示“五四”带来了这类软弱青年的思想解放，却没有培养出他们果敢的行动力，而民族的未来需要更有力量的青年。因此，影响梅女士人生道路又一重要人物——梁刚夫，就是茅盾所呼唤的强力青年，他曾经一度沉沦，但最终找到正确方向。梁刚夫在小说中一出场，便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形象：面对梅行素“交际花”似的手段，毫不在意；面对众多女士的簇拥，毫不动心；面对严酷的革命形势，毫不动摇。在情节设置中，他担任着引路人的角色。此后，梅行素开始以“报复”的心理来对待政治，也是在他的指引下，梅行素才真实接触到群众运动。但吊诡的是，作者描写梁刚夫面对像梅行素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时，并没能赋予其强有力的革命精神内核。小说没有解释清楚他们为何革命，却又表达了他们的革命力量似乎是无穷的。同样，其他如李无忌、徐绮君、张逸芳等诸多人物形象，也暗示出启蒙时代“狂飙突进”的新问题：唤醒了青年的旧梦，却没有指明该走向何方。茅盾直言五四运动的空虚，于是对不同主义与道路作看似冷静客观的勾画，借由梅女士对他们的态度，强调只有走向革命的道路，走向集体奋斗，才能克服五四的“空虚”。
然而，无论是蕴含在文本背后的政治意图还是描写十年壮剧的创作目标，茅盾都没有全然实现。在对集体革命道路充满信心的确认背后，是作家心灵的纠葛和文本的裂痕。首先，作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茅盾，必须要思考如何面对大革命后愈加复杂的政治形势；其次，作为中共党员的茅盾也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经历了国民党的分共打击以后，认为党组织缺点在于“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将其视为动摇的力量。一大批小资分子党员被排挤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丧失了革命的话语权和自我解放的机遇。他们既不能回到“五四”理想化的个人时代，又不能坦然地抛弃过去回到党组织中。茅盾即是如此。众所周知，1927年茅盾在牯岭的停滞颇受非议，被视为无法原谅的“脱党”行为。尽管他事后试图对此予以掩饰，但在牯岭所写的情诗《留别》《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都明白地透出了他的眷恋和困惑，对国民革命的隐痛记忆和矛盾思绪也一直盘旋在早期作品的基调中。当然，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虽愿意回归集体，但党组织也在思索重新接纳他们的可能性。直到中共六大的召开，才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出团结的呼吁，而真正接纳他们则是1930年意识到在文化领域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开始以政治力量组织“左联”时。
所以，茅盾写作于1929年的《虹》虽可以看作个人积极寻求政治支持的“宣言书”，但其文本背后透露的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意识和对集体要求的服从观念，使他不得不思考回归的可能性，而组织将如何接纳他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纠结，也让这部小说不得不“戛然而止”。不仅是故事情节的断裂，只写到梅参加五卅群众游行活动，而且在文本效果和创作意图上也呈现出未完成的状貌。特别是在梅行素加入妇女组织后，茅盾迅速将情节推进到“五卅”群众运动前后，而此时的她俨然已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梅行素走向集体主义的突兀转变和正面革命者轮廓化的形象，与这期间的情节“断裂”和人物思想性格变化的“空白”，反映了茅盾当时的困惑。作为革命者的茅盾未能梳理清楚他所期待的革命为何失败，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他也未能探寻到一条妥当的路径走入集团中。表现在小说中，恋爱与革命就被强行嫁接，而一旦涉及到个人初入革命实践的陌生领域时，作者只能直言主人公无事可做，只有去学骑脚踏车。由此可见，梅行素对梁刚夫的爱恋是空洞的、诡异的，但这何尝不是作者本人对革命的复杂情绪的再现呢？革命的前景是不明朗的，客观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的，虽然革命的必然性已被确认，但如何革命，革命的理想将拥有怎样的新内涵，又将如何实现？这一些系列问题茅盾都难以回答。加之大革命失败的巨大阴影依然盘踞在他的潜意识当中，所以，《虹》的基调呈现出苦闷和焦躁色，就与茅盾这种复杂的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不得不草草收场也在情理之中。
二、 出路与绝路的博弈
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但革命的浪潮并未停歇。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急切地想要继续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并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挫折却让共产革命陷入尴尬的境地。面对这令人沮丧的现实，茅盾发问道：“我就不懂为什么像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多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这出路之差不多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得很明白？”他的这一辩白，立刻招来了钱杏邨、傅克兴等人的猛烈抨击。毫无疑问，隐藏在双方“出路”与“绝路”的争论背后，是对当时中国革命和社会走向以及革命文艺发展道路认知的原则分歧，而这些分歧也深刻地影响着茅盾的文学创作和作品风貌。
茅盾
首先，茅盾始终是以理性的思考与独立的批判精神来认识社会的，这就使得他更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特性，强调表现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他认为，就当下而言，中国革命是不能抛开小资产阶级的。因为中国社会正由资产阶级政权把控着，资本主义经济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额，且在社会阶级构成中，小资产阶级占了较大比重，在无产阶级革命已步入低潮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我改造获得无产阶级意识。所以，他认为应该将自己的目光聚集到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上，通过文学叙事来表达他的认知，传递他对现实的理解。显然，茅盾的这一认识，比起那批有着高涨的创造历史的主观热情的革命青年而言，更多了一份冷静和客观。他坚持体察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性，坚持文艺的现实主义原则，因为“文艺是多方面的，正像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一样。革命文艺因之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说，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生活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在茅盾早期作品中，就几乎看不见所谓“第四阶级”的影子，他以现实主义精神将更多的热情投入到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时代女性”的系列形象塑造之中。从处女作《蚀》三部曲开始，茅盾就力图展现小资产阶级青年群体在时代潮流中的跌宕起伏的命运。在《虹》中，作家的着力点仍在于以小资产阶级群体的生活侧面烘托时代的风貌和进程。对于其他阶级，茅盾不留情面将他们放置在“路人”的位置。如梅老医生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表，仅充当了婚姻牢笼的始作俑者，就再也没有出现。同时小说中虽略提及到几个女仆，但都是一闪而过。如梅行素在新婚后初次和柳遇春争吵时，看到伺候她的胖女仆，想到的是“肥猪”并将其视为困住她的侦探。而后这位女仆就在小说叙事中失去踪迹，仅仅是为了烘托梅行素那一刻的烦躁情绪。与《虹》同时期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被收入到《野蔷薇》，茅盾在序中这样表述：“写一些‘平凡’者的悲剧的或暗澹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自杀》通过环小姐受了欺骗，怀了身孕，害怕他人的眼光只能选择自杀的悲剧，揭示了“时代女性”软弱的一面；《一个女性》书写了小镇女青年由天真的爱人哲学破产到被残酷的社会欺压丧失生命活力的悲剧；《诗与散文》暗示了少奶奶的开化和觉醒。由此可见，茅盾的“平凡者的悲剧”正是指这些男男女女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悲剧，并非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分子才是中国社会的平凡者。这也是茅盾和那些自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原则分歧之所在。
其次，茅盾还强调文学的自律性。茅盾是一个有着清晰的“边界意识”的文学家，他认为革命对文学的介入要有一定的界限，文学的问题还得依靠文学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尽管他一再高举文学“为人生”的大旗，却从未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在《告有志文学研究者》中，他写道：“没有审美观念，亦不能有文学”“文学之必须先具有美的条件是当然的”。茅盾清晰地看到革命文学的缺陷：革命文艺作品成为了工具，忽略了文艺的本质属性，“走入了‘标语口号文学’的绝路”。他无法容忍政治对文学边界的“粗鲁”破坏。应该说，茅盾与钱杏邨等人对革命文艺的分歧实则是立场的分歧。在革命文学过火时，茅盾坚持文学的审美本质，而钱杏邨等人则要求他站在党派政治的立场上突出文艺的工具属性。茅盾在本质上是排斥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但潜在的革命者身份又使他不得不将文学视为工具，特别是当个人生存和思想遭遇险境，需要努力改造自己获得无产阶级意识以寻找出路时，二者便出现了难以契合的矛盾：他无法坦然地将文学创作视为介入革命的途径，却又试图用作品为自己的革命理念辩白。《虹》即是如此。茅盾既想借此艺术地为时代壮剧留一印痕，又不得不通过梅女士的道路挑明方向。这就使得梅女士辗转成都、泸州和上海时，不断地在“出路”和“绝路”中挣扎：当她被五四之风吹醒之后，从包办婚姻的牢笼挣扎出来，却意外陷入学校沉闷环境的困扰中；当她从封建环境中逃脱，却又在大都市中迷了路；而最后梅女士终于找到了光明的“出路”——为革命献身。但这对于茅盾而言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困惑。因而，当作品中茅盾写到她转变了人生观和树立了革命观时，只能用模糊和转移重心的方法略过着这一段“不便说也难说”的情节。
其实，这一矛盾纠结从茅盾同时期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创作中就有所体现。在《创造》中，茅盾已开始自我反思。他说：“有些评论家认为《虹》表现了我的思想从消沉悲观转到积极乐观。我自己却以为《创造》才是我在写了《幻灭》等三篇以后第一次思想上的变化。”《创造》是茅盾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它以少妇娴娴在丈夫君实的引导下解放思想走向新的道路为主题，揭示出改良主义的破产和娴娴所预示的光明前途。全文一改《蚀》中消极的基调，但娴娴走了之后要去哪里？茅盾对此没有回答。同样，他在《虹》中也没有清晰地回答梅女士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她是否会坚持革命的道路。小说集《野蔷薇》比起《蚀》来，虽少了幻灭的色彩，多了一丝挣扎和徘徊的希望，但《一个女性》依然弥漫着无法言说的压抑感。写于1929年3月的《色盲》中的林白霜，分不清动态的“红、黄、白”三色，象征着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分不清方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不知是走向“红”的共产革命，还是走向“白”的国民党，还是徘徊在黄色象征的中间位置。散文如《雾》《虹》中，也是如此。茅盾将自己波动起伏的情绪投射到寓言化的景物当中。一时振奋，虹寓意着希望！一时忧郁，虹又使人伤心！茅盾借“虹”这一意象表明，这种希望看似美丽但又脆弱易散；而“雾”更化作苦闷和颓唐的象征。所以，对于创作《虹》的姐妹篇《霞》，茅盾凝思许久，仍是不敢下笔。因为“对于那些‘旧题材’的从新估定价值还没有把握。自家觉得写了出来时大概仍是‘老调’，还不如不写”。虽然之后的《三人行》显示出他借人物之口对自我“出路”的宣告，但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正如他日后反思的那样，缺乏生活的真实，沦为意识形态的演说，是失败的。
三、 现实与审美的冲突
在完成处女作《蚀》三部曲不久后，茅盾这样回顾之前的人生：“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这不仅是他真诚的自白，也是他对自我身份的再确认。青年沈雁冰，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和现代杂志的改革者登上社会舞台的，又以热忱的现实关怀逐步投身于政治活动中。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后，革命家沈雁冰摇身一变成为小说家茅盾。尽管优秀的艺术天赋、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扎实的文学素养使他很快成为一个艺术个性鲜明、创作成绩斐然的小说家，但正如王晓明疑惑的那样：“他分明具有那样优异的文学天赋，却没有建立起皈依文学的诚心。我更替他担心，他抱着那样狭隘的功利目的去从事创作，会不会在无意之中轻慢了文学，遭到艺术女神的拒绝呢？”这种游移的心态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便呈现出现实功利与审美追求的相互冲突的痕迹：时而是功利的冲动控制了小说的叙事，人物成为作者主观意图的演说者，演化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时而是审美规律引导了创作，字里行间闪耀着人性之光，令读者痴迷于“语言艺术”的魅力。也因此，茅盾早期创作并不是以客观精细的笔法刻画时代的全貌见长，而是以时代的氛围和人心的变动来反映现实社会，以自我主观情绪深度介入文本进而透视社会取胜。这也是现实与审美的冲突纠葛形成的茅盾带给文学艺术的独特风貌。
从艺术层面来看，风雨交加的中国历史舞台给了茅盾艺术才情充分展示的契机。他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潮流涌动，天性纤敏的艺术感觉和时代情绪相互交融，在其创作中无法遏制地倾泻出来——早期小说运用潜意识、内心独白、动作暗示等各种心理描写技巧，谱写了自我和人物的心灵共鸣之曲。由之我们看到，无论是《蚀》三部曲还是《野蔷薇》系列，茅盾对小资产阶级青年面对革命与现实时那种复杂的感受和抵牾、迷茫的心理，都描写得十分细腻而深刻。尽管在《虹》中，他用“雕刻”式的笔法除去梅行素身上的“女性”和“母性”，但在描绘梅行素面对封建胁迫、社会倾轧时，那苦闷和挣扎的心理，茅盾依然如无法克制一般“极尽能事”地抒发。特别是当梅行素面对新婚后觉醒的性欲时，茅盾用“软软”这一肉感色彩十足的词汇来形容，就不只是身体的瘫软，也是沮丧和内疚情绪的复现。这一笔深刻地道出在封建婚姻中觉醒的新女性面临的原始情欲和自尊的挣扎。虽然茅盾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势力，但并没有将其简化处理，而是写出人性深层次的纠葛，所以梅行素逃回家时，会因邻家的欢笑而感到无解的寂寞——“她咒骂，她悲泣，她咬紧她的牙关。”一连三个短句，有力地抒发了她追求温暖的婚姻生活而不得的愤恨。所以梅行素在泸州成为风云人物时，茅盾用声音和光感细腻地营造了她的噩梦，令人切肤地体会到她面对周围人谄媚、怀疑、欺骗时那痛苦和挣扎的心境。尽管后三章梅女士在上海的活动一致被认为写得不如前七章细腻和真挚，但茅盾仍然对梅女士的都市情绪拿捏得非常到位，他和梅行素实属同路人。茅盾是从乌镇进入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梅行素是从封闭的四川来的，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金钱至上主义容易让小镇青年产生难以排解的异质感和冷漠感。小说《虹》中“秋风像一只冰冷的鬼手”，这一颇具触感的比喻，形象地点出上海给梅行素的冰冷感。本来，梅行素应该不断地克服她的女性和母性，成为历史必然方向的符号载体。但当她到达人生的第三阶段——上海时，茅盾虽然写她立刻接触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却又恢复了她的女性本性：优柔、迷惑、失掉了自信力。这是都市商业生活的变幻必然带给这些青年的体会，也是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定会有的体悟，但只有茅盾把它写得那么真切，那么入木三分，那么具有艺术的韵味。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
当然，茅盾是想用《虹》对政治和革命做一番表白的，但是，当某些情节和叙事不需要承担相应的功利目的时，他很清楚如何营造人物的艺术魅力。在《虹》中，他格外用心地将梅行素塑造成一个东方美人，以欣赏的笔调反复渲染描绘梅行素的女性魅力。柳遇春的耗费心机，徐自强的一见钟情，李无忌的穷追不舍，无论走到哪里，男性都会被她所吸引。这当然延续了他在《蚀》三部曲中形成的艺术个性——对时代女性魅力的反复渲染。再比如，对梅女士性别特征的反复描绘，简直带有一点情色描写的意味。后三章有两个很引人注意的“女体”描绘：其一是梅行素冒雨参加集体会议，大雨将她打造成一个“裸体模型”。革命集会的严肃性无形之中被消解殆尽。茅盾还在这一情节之前，没由头地让梅行素脱去外衣，只剩一件单旗袍。这看似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一笔，却很好地烘托了这位东方美人的迷人。这显然是他兴奋的创作中不能停止的笔触。其二是梅行素在五卅游行中再次被水枪喷湿，受徐自强邀请在他的房间中更换湿衣。茅盾一边试图理智地营造成严肃冷静的氛围，如梅行素面对徐自强的轻浮举动发出毛骨悚然的冷笑，力显其神圣不容侵犯的一面，另一方面却忍不住细致地描写她的乳房和穿衣过程。这些情色场面，插入到严肃的革命叙事里，无形中形成了反讽和消解的意味。其实，《虹》当中刻画得最具有人性光辉且不带有主义色彩的是小商人柳遇春。他虽然市侩，但在他身上却尽显底层商人的辛酸和悲哀。茅盾借此点出他对这类小商人的生存现状和运命的思考：他们虽然愚昧，是女性悲剧的制造者，但同样也是人，也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应该被笼统地予以抹杀。茅盾把这个人物塑造得既可怜又可恨，这便是他的艺术功力之所在，也让这个人物在灰色的现实底色上杂拌着人性的光辉。
从现实层面上来看，现代中国作家们的良知让他们无法不顾及眼前的现实。“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和“救亡”的危机在茅盾这类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这份忧患之心让他始终热忱地参与社会改革活动，体现在文学上，他更看重的是文艺“须是一把斧头”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小说创作开始于内心幻灭的情绪难以抑制，但也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动，更有着现实生存感的思虑。在牯岭风波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排斥和国民党的通缉让他不得不蛰居起来，卖文为生。昔日同伴对《蚀》消极情绪的批评，迫使茅盾不断思考自我的位置和历史的前景，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这必然会对艺术家茅盾造成可以想见的损伤。在小说《创造》中现实功利的追求压制住艺术思维已初见端倪，而梅行素则是娴娴的进一步深化，被寄予丰富的政治寓言，她的人生方向暗示了历史之必然。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虹》虽然寄托了茅盾丰厚的寓意，但女体欲望却遭到无情的砍削。茅盾有意识地调整故事的走向。像孙舞阳和章秋柳那样的享乐欲望，在梅行素身上被屏蔽，重在展示她的精神苦闷和不断向前的历程。茅盾用空间场域的转换来指示社会的不同阶段，梅行素的故乡成都是封建社会的暗示，随后出走的泸州虽受到新思潮冲击但仍处半新不旧的过渡阶段，最后走向代表革命社会的上海，以此彰显历史之必然：个体终将要纳入集体中，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力量将拯救中国。具体表现在小说中，梅行素的每一次出走，都会完成一次升华，逐步地由一个脚踩大地的真实可感的女青年，成为“云端”的革命者。为使其显得更为合理，茅盾特意写她因情欲的苦闷而生了一场病，当然病好之后，梅行素必然拥有了“冷酷憎恨的人生观”。但至于如何形成了这样的人生观，作者未予以说明。当梅行素到泸州开始新生活后，她的身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苦闷。她的每一次的醒悟，速度是迅捷的，意志是坚强的，但这背后的原因是她战士般的人格力量可以完全解释么？不尽然。这里显然有作者的妙笔。上海是梅行素完成自我符号化的最后一站，尽管茅盾忍不住将自我独特的都市感受赋予梅行素士的身上，但最终安排她走进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以完成小资产阶级主体性的消解和集体的融入。她最初走向革命的方式虽借用的也是革命加恋爱的叙事外套，但慧眼如炬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梁刚夫对梅行素的吸引是毫无根基的。他虽承载着梅行素的爱恋，但梅行素“东方美人”的魅力丝毫没有发挥作用，他“不愿”爱她。而梅行素却“没法”不爱他。这个恋爱故事应该何去何从，小说的情节恰在此断裂了，茅盾为了完成自己的主观暗示，不得不直接让梅行素呼喊出要把自己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即抽掉恋爱的实存感情基础，抽象地完成与革命的牵引。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五卅运动前夕，一个革命青年为梅行素被雨淋湿的优美身躯所吸引，由衷发出赞叹:“梅，你真是可爱!”而梅行素则回复：“我觉得你也可爱。”“因为你好像是一个革命的青年！”眼看就要发生的情欲纠葛为神圣“革命者”一词截断，梅行素俨然成长为革命代言人了。梅行素就这样一步步在作者的苦心安排下完成了符号化，现实与审美通过这一人物的建立与小说的脉络的铺展，完成了和文本背后作者意图的链接，虽然它显得有些笨拙。
体察茅盾走向社会革命和文学创作的道路，可以发现，他对这两者都并不是那样的忠贞不贰，而是游走于其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和紧张常常占据他的潜意识，当他在现实政治的领域能释放和安慰这种焦灼的生命力时，他无暇顾及到自己的艺术直觉，甚至不在意在文学场域的“失语”；当他在政治领域失意时，文学创作往往成为他思绪抒发的绝佳所在。只是其间的转化并不如想象中的一帆风顺。现实要求他遵守身份的印迹，创作又需要他遵循艺术的法则，这对于游走于二者之间的茅盾而言，其矛盾、痛苦可想而知。于是，他的作品中便呈现出诸多显在的“空白”和难以解决的“断裂”，一如《虹》的文本。
1931年10月，茅盾再次转向——以《子夜》为题，为小资产阶级营造了最后的狂欢。而后，茅盾则将自己的视野转向更广大的农村生活中，开启了以《春蚕》为代表的文学创作的新阶段，《虹》则以未完成的样态为茅盾留下了永远矛盾的言说。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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